上海大年夜 | 茅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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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南京路老照片

1940年延安鲁迅文学院,戴墨镜演讲者为茅盾先生

上海大年夜

茅盾

在上海混了十多年,总没见识过阴历大年夜的上海风光。什么缘故,我自己也想不起来了;大概不外乎“天下雨”,“人懒”,“事忙”:这三桩。


去年,--民国二十二年,岁在癸酉,公历一千九百三十三年,恰逢到我“有闲”而又“天好”,而又是小病了一星期后想走动,于是在"大年夜"的前三天就时常说"今年一定要出去看看了"。


天气是上好的。自从十八日(当然是废历)夜里落过几点雨,一直就晴了下来。是所谓"废厅'的十八日,我担保不会弄错。因为就在这一天,我到一个亲戚家里去"吃年夜饭"。这天很暖和,我料不到亲戚家里还开着"水河",毫无准备地就去了,结果是脱下皮袍尚且满头大汗。当时有一位乡亲对我说:"天气太暖和了,冬行春今--春令!总得下一场腊雪才好!"


似乎天从人愿,第二天当真冷了些。可是这以后,每天一个好太阳把这"上海市"晒得一天暖似一天;到废历的"大年夜"的"前夕"简直是"上坟时节"的气候了。


而这几天里,公债库券的市价也在天天涨上去,正和寒暑表的水银柱一样。


“大年夜”那天的上午,听得生意场中一个朋以说:“南京路的商店,至少有四五十家过不了年关,单是房租就欠了半年多,房东方面要求巡捕房发封,还没解决。”


“这就是报纸上常见的所谓'市面衰落'那一句话的实例么?”我心里这样想。然而翻开“停刊期内”各报“号外”来看,只有满幅的电影院大广告搜尽了所有夸大,刺激,诱惑的字眼在那里斗法。


从前见过店铺倒闭的景象也在我眼前闪了一闪。肩挨着肩的商店的行列中忽然有一家紧闭着栅门,就像那多眼的大街上瞎了一只眼;小红纸写着八个字的,是“清理账目,暂停营业”;密密麻麻横七竖八贴满了的,是客户的“飞票”;而最最触目的是地方官厅的封条,-一个很大的横十字。


难道繁华的南京路上就将出现四五十只这么怪相的瞎眼?干是我更加觉得应该去看看“大年夜”的上海。


晚上九点钟,我们一行五个人出发了。天气可真是“理想的”。虽然天快黑的时候落过几点牛毛雨,此时可就连风也没有,不怕冷的人简直可以穿夹。


刚刚走出弄堂门,三四辆人力车就包围了来,每个车夫都像老主顾似的把车杠一放,拍了拍车上坐垫,乱嚷着“这里来呀”!我们倒犹豫起来了。我们本来不打算坐人力车。可是人力车的后备队又早闻声来了,又是三四辆飞到了我们跟前。而且似乎每一个暗角里都有人力车埋伏着,都在急急出动了。人力车的圆阵老老实实将我们一行五个包围了。


“先坐了黄包车,穿过XX街,到XX路口再坐电车。怎样?”


我向同伴们提议了。


“XX路口么?一只八开!”车夫之一说。


“两百钱!”我们一面说,一面准备“突围”。


“一只八开!年三十马马虎虎罢。”


这是所谓“情商”的口吻了。而且双方的距离不过三四个铜子。于是在双方的“马马虎虎”的声音中,坐的坐上,拉的也就开步。


拉我的那个车夫例外的不是江北口音。他一面跑一面说:


“年景不好……往年的大年夜,你要雇车也雇不到。……哪里会像今年那样转弯角上总有几部空车子等生意呢。”


说着就到了转角,我留神细看,固然有几辆空车子,车夫们都伸长了“觅食”的颈脖。


“往年年底一天做多少生意?”我大声问了。其实我很不必大声。因为这条XX街的进口冷静静的并没为的是“大年夜”而特别热闹。

 

“哦——打仗的上一年么?随便拉拉,也有个块把钱进账。”

 

“那么今年呢?”

 

“运气好,还有块把钱;不好,五六毛。……五六毛钱,派什么用场?……你看,年底了,洋价倒涨到二千八百呀!”

 

“哦——”我应了这么一声,眼看着路旁的一家烟兑店,心里却想起邻舍的x太太来了。这位太太万事都精明,一个月前,洋价二千七的时候,她就兑进了大批的铜子,因为经验告诉她,每逢年底,洋价一定要缩;可是今年她这小小的“投机事业”失败了,今天早上我还听得她在那里骂烟兑店“混账”。


“年景不好!”拉我的车夫又叹气似的说:"一天拉五六毛,净剩下来一双空手,过年东西只好一点也不买。……不像是过年了!“


XX路已经在前面了。我们一行五人的当先第一辆车子已经停下来了。我付钱的时候,留神看了看拉我那车夫一眼。他是二十多岁精壮的小伙子,并不是那些拉不动的“老枪“,然而他在这年底一天也只拉得五六毛钱么?


站在XX路口,我又回望那短短的XX街。一家剃头店似乎生意还好。我立刻想到我已经有二十多天没曾理发。可是我的眼光随即被剃头间壁的南货店吸住了。天哪,“大年夜”南货店不出生意,真怪!然而也不足怪。像这样小小的南货店,自然只能伺候中下级社会的主顾,可是刚才拉我的车夫不是说“过年东西只好一点也不买”么?


“总而言之,XX街里没有大年夜。”


坐在电车里,我这样想。同时我又盼望“大年夜”是在南京路、福州路一带。


十字路口,电车停住了。交通灯的红光射在我们脸上。这里不是站头,然而电车例外的停得很长久。


“一部汽车,两部汽车,……电车,三部汽车,四部,五部……”


我身边的两个孩子,脸贴在车窗玻璃上,这样数着横在前面的马路上经过的车辆。


我也转脸望着窗外,然而交通灯光转了绿色,我们坐的电车动了。啵!啵!从我们的电车身边有一辆汽车“突进”了,接着又是一辆,接着是一串,威风凛凛地追逐前进,我们的电车落后了。我凝眸远眺。前面半空中是三公司大厦高楼上的霓虹电光,是戳破了黑暗天空的三个尖角,而那长蛇形的汽车阵,正向那尖角里站。然而这样的景象只保留了一刹那。三公司大厦渐曳渐近了。血管一样的霓虹电管把那庞大建筑的轮廓描画出来了。

 

“你数清么?几部?”


孩子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。这不是问我,然而我转眼看着这两个争论中的孩子了。忽然有一条原则被我发现了:今有所见坐车的人好像只有两个阶级,不是挤在电车或公共汽车里,就是舒舒服服坐了黑牌或白牌的汽车,很少人力车!也许不独今夜如此罢?在“车”字门中,这个中间的小布尔乔亚气味的人力车的命运大概是向着没落的罢?

 

我们在南京路浙江路口下了电车。"


于是在“水门汀”上,红色的自来水龙头旁边,我们开了小小的会议。


“到哪里去好?四马路怎样?”


这是两位太太的提议。她们要到四马路的目的是看野鸡;因为好像听得一位老上海说过,“大年夜”里,妓女们都装扮了陈列在马路口。至于四马路之必有野鸡,而且其数很多,却是太太们从小在乡下听熟了的。


可是两个孩子却坚持要去看电影。


这当儿,我的一票可以决定局势。我主张先看电影后看野鸡。因为电影院“大年夜”最后一次的开映是十一点钟。看过了电影大概四马路之类还有野鸡。


于是我们就走贵州路,打算到新光大戏院去。


我不能不说所谓“大年夜”者也许就在这条短短的狭狭的贵州路上;而且以后觉得确是在这里。人是拥挤的。有戴了鸭舌头帽子的男人,更有许多穿着绯色的廉价人造丝织品的年轻女子;也有汽车开过,慢慢地爬似的,啵啵地好像哀求。两个孩子拖着我快跑(恐怕赶不上影戏),可是两位太太只在后边叫“慢走”。原来她们发现了这条路上走的或是站着的浓妆青年女子就是野鸡。


也许是的。因为鸭舌头帽子的男人掷了许多的“掼炮”,啪啪啪地都在那些浓妆的青年女子的脚边响出来,而她们并不生气。不但不生气,还是欢迎的。“愈响愈发”是她们的迷信。


我们终于到了新光大戏院的门口。上一场还没有散,戏院门里门外挤满了人。


而且这些人大都手里有票子。


两位太太站在马路旁边望着那戏院门口皱眉头。就是那勇敢的男孩子(他在学校里“打强盗山”是出名勇敢的),也把疑问的眼光看着我的面孔。


“就近还有几家影戏院,也许不很挤。”


我这样说着,征求伙伴们的同意。


但是假使片子不好呢?大些的孩子,一个很像大人的女孩子,眼光里有了这样的迟疑。“不管它!反正我们是来趁热闹的。借电影院坐坐,混到一点多钟,好到泥城桥一带去看兜喜神方的时髦女人。”


又是我的意见。然而两个孩子大大反对。不过这一回,他们是少数了,而且他们又怕多延捱了时间,“两头勿着实”,于是只好跟着我走。


到了北京大戏院。照样密密的人层。而且似乎比新光大戏院的现象更加汹汹然可畏。转到那新开幕的金城。隔着马路一望,我们中间那位男孩子先叫起“好了”来了。走到戏院门口。我们都忍不住一股的高兴。这戏院还是“平时状态”。但是,一问,可糟了!原来这金城大戏院没有“大年夜”的,夜戏就只九点半那一场,此时已经闭幕。


看表上是十一点差十分。


“到哪里去好呢?”——大家脸上又是这个问号了。也许新光今夜最后一场是十一点半开映罢?那么,还赶得及。新光近!


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定要看影戏。孩子们是当真要看的,而我们三个大人呢,还是想借此混过一两个钟点,预乍看看“大年夜”的上海后半夜的风光而已。


然而又到了新光了。十一点正,前场还没散,门里门外依然挤满了人,也许多了些。这次我是奋勇进攻了。五个人是一个长蛇阵。好容易挤了进去,望得见卖票处了,忽然又有些绅士太太们却往外边挤;一边喊道:"票子卖完了。卖完了!"我疑心这是骗人的。为什么戏院当局不挂“客满”的牌子?我不能再“绅士气”了。我挤开了几位拦路的时髦女郎,直到卖票处前面。我们的长蛇阵也中断了。卖票员只对我摇手。


好容易又挤了出来,到得马路上时,我忍不住叹口气说:


“虽然'大年夜'不在XX街的小小南货店里,可确是在每家影戏院里!”


以后我们的行程是四马路了。意外地不是“大年夜”样的。也没看见多少艳妆的野鸡之类。“掼炮”声音更少。


两个孩子是非常扫兴了。于是“打吗啡针”:每人三个气球。


我们最后的希望是看看南京路上有没有封皮的怪相“瞎眼睛”。


然而也没有。


十二点光景挤进了南京路的虹庙。这是我的主张。可是逛过了浴佛节的静安寺的两个孩子大大不满意。“没有静安寺那样大。”是他们的批评。他们怎么会知道我是出来找"大年夜"的,而"大年夜"确也是在这座庙里!


后来我知道过不了年关的商店有五百多家。债权人请法院去封门。要是一封,那未免有碍“大上海”的观瞻,所以法院倒做了和事老。然而调解也等不及,干脆关上大门贴出“清理账目”的铺子也就有二百几十家了。南京路上有一家六十多年的老店也是其中之一。

 

“你猜猜。南京路的铺子有几家是赚钱的?——哈哈,说是只有两家半!那两家是三阳南货店和五芳斋糕团点心店。那半家呢,听说是冠生园。”


回家的路上碰见一位乡亲,他这样对我说。


乡亲这番话,我怎么能够不相信?并且我敢断定复杂的“大上海”市面无论怎样“不景气”,但有几项生意是不受影响的。例如我们刚去随喜了来的虹庙。并且我又确实知道沪西某大佛寺的大小厅堂乃至“方丈室”早已被施主们排日定完;这半年里头,想在那大佛寺里“做道场”,简直非有大面子不行的!


到家的时候,里内一个广东人家正放鞭炮,那是很长的一串,挑在竹竿上。我们站在里门口看去,只见一条火龙,渐缩渐短。等放过了我们走进去,依旧是冷清清的弄堂,不过满地碎红,堆得有寸许厚。


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

【摘自: 1934年4月1日《文学季刊》第3期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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