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家地理 | 行走印度:回头是岸(熊育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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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头是岸

 

文 | 熊育群

 

01

 

新德里下飞机,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子,粗壮的双手拿着花环往我脖子上套。花环很大,椭圆的花环挂到我肚脐眼下了。花朵也大,红白两色相间的花瓣,淡淡的花香散发陌生植物的味道。我闻到的印度味道首先就是这种鲜花散发出来的,带有水气的香。男子的肤色与夜色混为一体,让我想起了南亚次大陆猛烈的阳光。


冬夜里的风一阵又一阵,迎面吹来。我仰望了一下夜空,这是与“梵”相连的天空,神秘夜色里看见了黯淡的星月。天气虽冷,钻进怀里的风却并无寒意。


印度属热带季风性气候,只有冬、夏和雨季。想不到冬季带的衣服不对,新德里白天也是炎热的,街头穿衬衫和裙子的人很多。男人的衣服全世界都差不多,差别大的是女人的服装。印度男人的不同体现在锡克教男子裹红色、黑色的头帕,裹得像顶大冬帽,在额前一个大交叉。炎热的季节不知道他们怎么坚持的。


印度女人的裙子很特别,它既不是阿位伯女人穿的长袍,也非僧服,但又似乎与这两者脱不了干系。它宽大、松弛,像裹着一张床单,颜色大多为暗红色、玉绿色、紫色、黄色,艳丽得有些刺眼。尤其是暗红色的颜色普遍,色彩与僧袍极为近似。印度女人披头巾不是阿拉伯妇女那样紧裹,头巾在印度也不叫头巾而叫纱丽。她们没有把头和脸包裹起来,只是披在头上。但我还是情不自禁想起了阿拉伯妇女。穿裤子的女人很少,即使穿上裤子也在上面套上裙子。有的女子把饰物戴到了额头和脚腕上。




阿格拉城堡


穿越新德里街道,脑子里还是关于阿拉伯的联想,特别是第一天就去阿格拉,看过泰姬陵,再进阿格拉城堡,从女人的衣服上读出了印度的历史——穆斯林的痕迹。一个文明古国,遥远如公元前哈拉帕、吠陀和孔雀王朝,本土文明如此辉煌,我看到的却是伊斯兰建筑。而作为殖民地,英国统治了近两百年,却难以嗅到西方的气息。


V.S.奈保尔在《印度:受伤的文明》中称印度为老印度,他观察印度深陷旧文明的景象。旧文明不是伊斯兰的,而是印度教的。伊斯兰教在印度存在了五百多年,印度教在这片土地却延续了一千多年。阿拉伯人的入侵开始于公元七世纪,伊斯兰对印度的真正征服则在十一世纪,占领印度的是中亚突厥人。德里苏丹王朝、莫卧儿王朝是伊斯兰教盛行时期。泰姬陵、阿格拉城堡就是莫卧儿王朝的建筑。前者洁白无瑕,后者褚红一色,前者成了印度的象征。也许正是泰姬陵的误导,让我以伊斯兰的视角打量着印度。


奈保尔和他的“印度三部曲”



02

 

我愿意回顾一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印度,无疑与奈保尔的“印度三部曲”有关。他对那个时期的印度有着非常深刻的观察,从他的书中我看到了一个异样的世界,虽然我们与印度为邻,对它的了解却远不及遥远的西方,甚至陌生如中东,我们了解的也比它要多。奈保尔的祖先一百多年前离开印度的恒河平原移民到了特里尼达,他回到印度的祖籍地,是一种血缘的召唤吧。


印度似乎在自己的一种古老时空里与世隔绝。奈保尔在印度乡村与城市间访问,他十三年里三次来到印度。在1971年中期选举时,他跟随一位参加选举的盲人议员下乡,在老议员眼里,印度的贫穷是个很特别的东西,他不希望有人破坏它。他不喜欢机器,反对将输水管道和电力引到村庄,他认为管道水和电是“道德败坏的”,村庄里的妇女会因此而拒绝珍贵的劳作,变得怠惰,她们的健康也会受到损害,再也没有人“从井里汲取健康的水”,再也没有人用老式石磨来碾玉米,所有的东西都西方化了。


盲人议员的观念具有典型性。甘地曾经号召人民回到大地,号召妇女坚持织布,号召人们穿印度土布,纺车是神圣的,如同瑜伽,令人心灵宁静。他用古典精神来对抗现代主义。泰戈尔也认为西方在以自己的物质思想来征服东方的精神生活,使得印度的最高文化受到强大的压迫。这是欧洲人共同的罪恶。


印度人在往过去的旧历史中走去。有的甚至幻想人类回到森林。很长时期,印度都在拒绝机器,拒绝资本。这力量正是来自于它的旧文明。印度人生活极俭,除了食物与生存,没有更多的欲求。他们安于自己所知的世界,相信一个完美均衡的世界是由神来安排的——今生所没有的,来世也会有。


甘地继承者维诺巴·巴韦,他的理想就是回到中古。他发起过“捐地”活动,印度独立不久,他就徒步周游印度,请求人们给无地者土地。他期望凭借宗教激情实现土地的再分配。跟巴韦一起走成了那时的时尚。但他的行动效果却非常有限。


这一切曾给印度带来了危机。在一个充满物欲的世界,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民族注定难以独善其身。不喜欢机器的结果,印度人投入到用中层技术来设计和改良牛车上,譬如改用金属轮、轴承、橡胶轮胎,改良牛轭,研究阉牛在提拽时的拉力问题,围绕这个问题最现代的监视技术都用上了,阉牛的装备复杂得像个太空人。据说对牛车的投资与投资铁路相当。好的牛车比进口二手汽车还贵。有个号称牛车之王的科学家大受欢迎,他忙得团团转,应付着各种研讨会、座谈会和基金会。奈保尔看到高速公路上几乎没有小汽车,牛车倒有很多。还有就是卡车,卡车超载严重,轮胎磨得溜光,经常翻车。

 

03

 

 

四十年时光流逝,从奈保尔的访问来到现在,我眼前的印度变与不变十分清晰:印度人毕竟抵挡不了机器,工业化的道路他们虽然走得蹒跚,但还是无可避免地走上来了。新德里的工业区就如当年深圳特区一样厂房密集。新区的钢筋混凝土高楼一副全球化的模样,难以印度化,甚至不如阿拉伯地区仍能留下伊斯兰的某些痕迹。


印度总理莫迪推动着修宪,他要完成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任务:统一税法、市场和法律。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这是必备的,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早在上个世纪甚至上上个世纪就已完成。在一个至今还是国中之国、各邦割据的印度,他们在做的还是机器到来之前的古老事情。


印度街景


在城市,新德里街头车流汹涌,汽车就像动物一样四处乱蹿,每一台车都碰得遍体伤痕,它们又脏又破,一辆紧挨一辆,不肯留点间隙。汽车在印度人手里就是一件工具,对待它们的态度似乎与当年抵抗机器有关,似乎他们对机器的恨意难消,要狠狠地糟蹋这些吃石油却没有灵魂的家伙!


他们对待火车的态度更加过火,就像蚂蚁发动对大象的战争,火车内外都是人,车棚顶上也是,人头攒动,如同顽童,人们带着战胜者的笑脸,犹如举行一场嘉年华。火车变人龙的景象成了印度的奇观。


新德里通往阿格拉的高速公路上,虽然跑的车很少,但再也看不到牛车了。服务区也是全球化的:商场、加油站和卫生间,只是屋顶简陋,盖的绿色纤维板。空荡荡的停车坪,稀稀拉拉的小车和大巴,下车的大多是男人,他们穿旅游鞋。直到现在我才悟到,印度教珍爱生命,他们不太可能穿动物皮做的鞋,尤其是牛皮鞋,牛是神牛,神圣不可侵犯。正如他们吃素食,道理是相同的。


印度人少见穿皮鞋的



北部大平原,形似八哥的鸟,成群结队飞来高速路边,停在金属护栏和路间草地上。田野上的树一棵一棵散布开来,点缀在田间地头,树冠如伞,远远近近四处撑开。这种景象在我家乡的洞庭湖平原极难看到,因为树会遮挡阳光,影响庄稼生长。大树能够在庄稼地上保留,也许是印度人珍爱生命的又一表现——树有它们生长的权利。


看不出种的什么庄稼,土地上只是一片绿色。远处的薄雾,早晨地平线上桔红的太阳,泥土的路,仿佛《罗摩衍那》《摩诃婆罗多》中的王子公主还没走远,两千年古老的诗句闪烁着,风一样无形。次大陆被薄雾轻笼,朦胧总与虚幻与梦境相连。


间或有蒙古包形状的小屋,砖和茅草砌盖,不知是劳作时小憩的还是放置农具的,或者就是劳作者的住所。很少看到大的村庄,出现的平房大都是孤零零的,有的两层,上面一层并不连贯,只有一两间间断而随意地升上去。有的房屋地坪前停着拖拉机,机器早已进入了乡村。一座小尖塔耸立地头,那可能是宗教建筑,想到商羯罗最初的寺庙,想到吠檀多,一切有形之物皆为虚幻。

 

 

04

 

阿格拉市区塞车,人行道上也是车,逆行的车与人力三轮车堵在一起,卡车车身涂得花里胡哨,低矮的旧屋也涂得色彩斑斑。动力三轮车门都卸了,挤在车上的人半个身子露在车外。摩托车、行人走到了马路上。


大幅广告牌立在路边,四处是电线、电缆、水泥杆。街道堆放的货物、乱停的车辆、地摊饮食店、流动摊贩与无所事事的人群,令人眼花缭乱。有个女人用头顶着货物慢慢行走。一个宾馆门岗胡子浓密,长满两腮。胡子上翘与下弯,不同种姓绝不可混淆。


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写照吧。阿格拉也是印度的写照。我们观照世界的眼光只有物质这一项了。世界都以物质标准分出等级。至于发展中国家是在南美洲,还是在亚洲、非洲,哪怕他们差异巨大,内涵丰瞻,都是可以遭到忽略的。


阿格拉虽然脏乱,但你能感受到人在城市里的自由。男人喜欢站在街头发呆、闲聊,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汽车。新德里也一样,到处是无所事事的人。有人干脆在人行道上搭起帐篷,安营扎寨。他们生起火,喝着茶。有人在大街上洗澡,望着来人笑。有人乞讨,一个少年甩动长辫,辫子在他头顶旋转,下巴夸张地伸缩着,滑稽而可爱。来自中东的难民儿童,车一停,他们就奔向车旁行乞。乞讨者就像在做一场游戏,他们嘻嘻哈哈,脸上并无忧愁。据说讨来的钱,他们一部分用来奉献给寺庙。


天黑时分,我看到城市干道交通岛上,有人把被子在草地上铺开,城市就在这一瞬间变成了他的客厅。一棵菩提树就是一户人家。

 


泰姬陵 


05

 

印度的变化是从发现贫穷开始的,因为他们中有人不再视贫穷为神圣了,贫穷好像是突然产生的,有人以此质问当政者。他们要努力去做的是“我们必须生活在这个时代”。这样的改变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。


中国正是那个时候开始改革开放。我们对贫穷的态度体现在对待贫下中农的极端尊重中。两者路径完全不同,但都把贫穷神圣化了。中国的传统也有对安贫乐道的称赞。也是一个看重土地看重农民的国家,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,长期的闭关自守。农耕文明的道德都看重节俭。只有在一个物质化的世界,工业文明的时代,感受到个人的贫穷几乎是普遍的心理,即使是物资高度丰裕的现代社会,大多数人仍然感觉到了自己的贫穷。贫穷成为罪恶,人人厌弃。只有厌恶贫穷才有消费主义的出现。这是个悖论:真正的贫穷不会感觉贫穷,而富裕却让人感受到了贫穷。贫穷与富有变成了一场物资占有量的竞赛。


印度向着现代世界转身是艰难的。毕竟“当代”意味着旧文明的溃退。甘地曾经反对“没有原则的政治,没有牺牲的崇拜,没有人性的科学,没有道德的商业,没有是非的知识,没有良知的快乐,没有劳动的富裕。”这些原则几乎都被现代社会所推翻。这是令人伤感的事实。现代文明变得越来越野蛮,早已失去了优雅、从容、温情、高贵,甚至是忧伤。


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度就出现了普遍的道德迷茫。印度作家纳拉扬的小说《糖果贩》写出了那个时期的困惑:一位叫贾干的糖果贩,他曾是甘地主义的追随者,参加反抗英国人的不合作运动,在一次示威中他被人毒打,他没有作任何反抗,他坚信自己追求的是圣洁的真理,从暴打中他找到了对自身美德的确证,他想象着国家在他的流血中正在得到净化。


他是个鳏夫,但有一个儿子,他一直宠爱着他。一天,儿子向他宣布要当作家,用家里的钱订了一张去美国的机票,他要去一所写作学校。儿子回来也是突然的,他还带回了一个女人。女人是韩国人与美国人的混血儿,他们用贾干的钱设厂生产“故事编写机”。贾干喜欢走路,儿子要骑摩托车,要用电话机;贾干吃素,儿子吃肉了,父子俩从此纠葛不断。


贾干处处防备着这对年轻人。他发现他们没有结婚。女人本就没有种姓,她在这里没有自己的位置。儿子的计划失败,女人离开,儿子还因车上放了一瓶酒被捕,根据禁酒令他得坐两年牢……


几乎所有的规矩都被破坏了,维系社会的虔诚和尊敬,还有“业”,都在分崩离析。贾干的失落无以名状,他觉得自己的家已被玷污,他想着归隐。他把糖果半送半卖给穷人,却招来了同行的抗议,因为逼得他们也要降价。于是,他去了荒野,去过一种沉思冥想的生活。他要向雅利安的历史隐退,向遥远的祖先回归。这正是印度教奉行的退隐哲学。特殊的虔诚、默想、禁欲和对永恒真理的理解,可以避免生命的转世轮回。


时代的变迁与转型也同时挑战着种姓制度。U·R·阿南塔默提的小说《祭礼》写的就是这种挑战。他写了一位婆罗门对身份认同的丧失。《祭礼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,拍成了电影,在印度影响一时。


高种姓人群


种姓制度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,它几乎成了印度人的本能与基因。人们生而知道自己的种姓和位置,每个群体自古至今都生活在划定的区域之内,坚守着自己的本份。中国也有守本份的道德观念,讲究安分守己,骂人不守本份是很重的话。也许,这个观念就是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。《薄伽梵歌》中写到:“尽你该尽之责,哪怕其卑微。不要去管其他人的责任,哪怕其伟大。在自己的职责中死,这是生;在他人的职责中活,这才是死。”


《祭礼》中的主人公阿查雅是一支婆罗门社团的精神领袖,他自幼认定自己是个“善人”,这是他的本性他的“业”,他因此娶了一位又瘸又丑的女人。这种牺牲与慈悲让他感到骄傲和快乐,他从每天对妻子的伺候中获得救赎。他因此声名远播。


社团中有一个自甘堕落的人,他喝酒,捕捉圣鱼,和穆斯林打成一片,还养了一个情妇。情妇的种姓属于最低等的“不可接触者”。阿查雅要把他逐出社团,但困难很大,一是出于慈悲,二是这个堕落者威胁要是他被驱逐,他就加入穆斯林。这种改宗行为会影响甚至破坏整个社团。


这个邪恶的婆罗门终于死了,死于瘟疫。想不到更大的危机出现了:只有婆罗门才能为婆罗门举行祭仪,死者却不配;如果用一个较低等级的婆罗门阶层来举行,又会令社团名誉扫地。天气炎热,尸体开始腐烂,瘟疫扩散的危险逼近。婆罗门也饥饿难忍,在死者没有火化之前他们是不能进食的。


陷入困境的阿查雅查找棕榈叶经典,他希望从中找到答案。瘟疫开始出现了,一些“不可接触者”死了。他的妻子也染上了瘟疫。阿查雅不得不信巫术,他去寺庙求神显灵。直到天黑,神也没有理睬他。


离开神庙,他在树林中遇到了堕落者的情妇,她尊敬他关心他,想为他生一个孩子。她的乳房碰到了阿查雅,瞬间他就被迷惑了。发生性关系后,他被吓坏了,不肯承担责任。夜晚,情妇把死者火化了。阿查雅却消失了,开始了痛苦的流浪生涯……


从《祭礼》中不难看出,严厉的种姓制度,彻底地界定了一个人,它的规矩、仪式、禁忌,几乎每个行为细节都被规范了,就连碗要在早餐前洗、性接触要用左手这样的细节都有规定。而团体的属性又使得个人不能孤立于他人,这就对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带来了很大的影响,没人去分析与反思,相反,人们愿意沉湎于自我的经验,喜欢冥思和静修,喜欢追求无限,喜欢迷失自我的极乐。


这种自我沉浸在甘地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他在自传《我体验真理的故事》中写到了自己第一次出国,他在英国生活了三年,印度与伦敦反差巨大,一个正常人都会感到某种震撼,但他的自传竟然对伦敦的街景、季候和人提都没提过。特别是他在南非生活了二十年,非洲人几乎没有出现在他笔下。他专注的只是自己内心的混乱,沉浮在“我是谁”的念头里。


这种转向内心,无疑与印度教也有关系,印度教教人摒弃虚幻不实的物质世界,追求本我与梵的合一。但是,当一个民族沉迷于自己的内心,他们的确会看不见这个世界。

 

06

 

很多印度人仍然安贫若素。在漫长的历史中,“有为”被认为是虚妄的。印度人仍然坚持保护神牛,坚持素食主义,因为最高的神仍在,即使车在高速路上奔跑,车里仍然燃着香,悬挂着神像,播放着诵经声。印度仍是一个圣地。“不可接触者”渐渐消失,但种姓系统却还在。他们没有拒绝工业文明。现代政治上的自由、民主与平等,他们接受了前两者。


印度人精神世界的外在体现便是城市的脏乱与破旧,这恰恰是旧文明的表征。它呈现出传统的逻辑与方式,代表着一种道路,甚至可比世外桃源——世界虽不完美,但一派安宁。


我们看见的脏乱与破旧,恰恰是在西方文明视角下的景象,“脏乱与破旧”是西方文明的命名。在速朽的物质世界,本来就无一物不走向破旧。在这里,外来者分出先进与落后,印度旧文明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分。时间在这里消失或者恒定、停滞。如果说有时间,那也是过去的时间。印度人之所以自信,不是来自于他们的物质,恰恰是来自它自己的文明。


印度曾经就是真理。在印度人看来,印度可以与世界分离,世界可以分为印度与非印度。印度是不能被评判的,外面世界要以它们自己的标准来评判。如果说印度文明是受伤的文明,恰恰是因为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。但是,不管世界怎样,哪怕全球化风潮四起,印度也不会有要与世界接轨的疯狂想法。


只有到了印度,我才理解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泰戈尔的中国之行,那是一次多么不愉快的旅行。泰戈尔对中国文人提出了恳切的忠告:请尊重中国自己的传统!他看到西方的物质思想正在征服东方精神的生活,正在使得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所有相异点消失殆尽,世界正在统一于西方物质文明之下。这对当时奉行拿来主义的五四知识分子不啻于棒喝。泰戈尔引来了一场论争。但他的好意却遭到了攻击与羞辱。他在告别演说中表达了自己的痛苦:“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,怕我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,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……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你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,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。”


的确,作为一个世俗文明,中国走到了只重GDP的今天。处在东西方之间的中东、西亚坚持了自己的伊斯兰文明,更早接触西方并被英国殖民了近两个世纪的印度坚持了自己的文明,地处东亚的中华文明作为人类的一种文明类型,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属于自己民族的东西?我们曾发生过疯狂的自我否定,搞过历史虚无主义。而一个文化自信都没有的民族又谈何希望?

 

07

 

贫民窟


我的面前出现了贫民窟。这一天,我来到了购买印度精油的地方。这是一片低矮的房屋,屋顶上竖满了各种广告牌,地坪停满了小车和摩托车,店铺前面也被车辆占据。黑色的泥浆积聚在低洼处。这是个专做外国人生意的地方。这里看不到一个印度女人。不远处,高档的别墅区似乎是另一个世界。沿着马路朝前走,在一条满坡塑料垃圾的水沟边,贫民窟出现了。


奈保尔在《印度:受伤的文明》中写到:“那种由泥巴、锡罐、瓦片和旧木板搭成的低矮棚户,可能会是城市空地上任意漂移的人类废墟”。四十年过去了,他对贫民窟的描写仍然合适于我眼前的景象:“入口通道是故意弄得那么小的,以阻挡马车和小汽车。进去之后,空间突然奇缺。建筑结构低,非常低,小门通向细小昏暗的单间,紧挨着的其他建筑看上去是商店,时常瞥见有人在地面的绳床上。人及其需求全都萎缩了。”奈保尔叫它“占地居民的聚居区”。他穿过聚居区“在喷涌的细流、烟头和弯曲的人类粪便之间择路而行”。


我眼前的聚居区并不大,棚顶盖的纤维板、铁皮、塑料布,上面压着砖头、废轮胎、棍子,这些主要为了防风。棚顶由铁棍、木棍支撑。墙壁几乎没有,各种稀疏的棍条间胡乱塞了一些东西。一道道绳子高高低低横挂着,晾满了密密麻麻的旧衣服、旧床单、旧被子。地面有木条钉的箱和塑料桶,大的木箱上也搭着床单。聚居区就像个垃圾场。



一个小男孩在聚居区入口玩着击石游戏——挥杆击中他手里抛出的石子。如果他上学,应该是小学二年级吧。这是太原始的玩耍,是大地的游戏,只需要一节树枝与一小堆石子。他乐此不疲,哼着歌,玩得津津有味。阳光照在他的身上,黧黑的皮肤闪着光泽,微卷的黑发下,额头上冒出了小小汗珠。我在他面前站了好半天,他也没有注意到我。这是印度人喜欢玩的体育项目,在德里门广场,到处是挥杆的孩子。


从农村来到城市,这些离开祖先的居地、没有土地、被压迫而一无所有的人,出来寻找机会,这么多年来,他们不断地占据着城市的边缘、铁路和高速公路沿线,有的立稳了脚跟从聚居区搬了出去,这毕竟是极少数幸运者,绝大多数人一直生活在这里,后来者不断涌入。奈保尔写到一个来自山区的男人,他是被夷平了的聚居区的贫民,三十岁已经有了四个孩子,他又把弟弟一家带来了。聚居区被强行清除,这是常有的事,人们要么流浪街头,要么去别的地方重又支起一片棚子,就如同潮涨潮落。


以前有跑到山区落草为寇的。大批“不可接触者”响应贱民领袖阿姆倍伽尔博士的号召,放弃了印度教,皈依了佛教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地区酝酿了纳萨尔派运动,他们杀地主,没收土地。这一运动影响深远,很多大学生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。最后这个地区被严加管治,运动被瓦解夭折了。


让人刺眼的是,马路对面就是豪华的别墅,一栋栋掩荫在树木之中,如此强烈的反差,印度人却习以为常。


露天婚礼


回到宾馆,在二楼大平台等候午餐,我看到了一场露天婚宴:男人们大腹便便,穿西装戴红色锡克教头巾,仪表堂堂。女人都没有戴纱丽,她们长发披肩,戴高档墨镜,轻盈的长裙色彩艳丽,几乎是原色的红、黄、蓝的颜色,手腕、手指、脖子和头上戴满了金银珠宝首饰。


高大的大理石门柱上挂了一大圈的鲜花。草坪上的遮阳棚,柱子包金箔,棚下吊红色和白色花球,圆形餐桌排成两行,泳池边也排了零星的席位,席间摆放了花瓶、花柱。遮阳棚、餐桌布、靠背椅一色橙黄,与绿色草坪相互映照。


各种美食一字排开,服务生手托餐盘,在宾客间鱼贯穿行,有人取小盘点心、水果,有人拿高脚酒杯,他们或坐或站,握手、问候、聊天……


突然感觉这一刻特别地印度,阿拉伯的幻觉消失了,阳光和风都是印度的。风来自遥远的阿拉伯海,吹过南亚次大陆,它就是印度风了。阳光在所有物体上闪烁,它是如此强烈,在这正午时分跳跃,执意要把人的皮肤晒黑。只有环绕酒店的树林是幽深的,从这幽深里我生出了淡淡乡愁。并非陷入印度教的冥思,一种纠缠,仿佛深入到了次大陆幽暗的部位,让我沉默。雅利安人生动的面容正在穿越时空,向我蜂拥而至,让我变得难以呼吸……

 

【来源:作者熊育群授权分享,原载《十月》2018年第1期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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